《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包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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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章这个名字如此响亮，似乎除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外，中国还有一种英语叫“徐国章英语”。而他本人最不愿意被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英语不是知识，而是具。如果你英语学得好，你就知识渊博。那么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知识分子？ “外人只知道我是一名英语教育家。事实上，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名语言哲学家。我就是一名哲学家，”他说。

《徐国章英语》

《徐国章英语》起源于1961年编写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英语专业教材第1-4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徐国章主编。

徐国章从来不立即使用文章。每一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打磨，都具有鲜明的“徐国章特 {MOD}”。冰心的女吴冰曾写道，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都知道他“如果他的语言不出 {MOD}，他就永远不会停止说话”。他相信中外学者的英语水平还有待提高。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八卷本《英语》，成为新中国第一套重要的自编英语教材。周留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课堂上使用徐国章主编的《英语》第一册。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无纲、无计划、无教材的局面。 《英语》的修订版和重印版已提上日程。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朱原参与组织作。他向记者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在西郊一家“豪华”租了两个房间。正是在那里，徐国章主持了第62版前四卷的修订。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被大学英语专业使用，也被社会上许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程和英语补习班所使用。一时洛阳纸贵。

1979年，陈元回国，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一个下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上班，看到大楼前排起了长队，从王府井拐进灯市西门。他问队伍中的一个年轻人他正在排队买什么书。他被告知要买《徐国章英语》，因为电台明天就要开始播出了。他怕自己买不到。随着自学考试的兴起，《徐国章英语》的销量也随之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末，年销量已达30万册。

教科书每课末尾都有注释。朱元曾向徐国章建议是否可以将这些笔记编入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张道真出版了一本英语语法，还做了索引。结果徐国章说：“你怎么能把我和他相比呢？”朱元感叹徐国璋很有学问，但太狂妄了。

新编徐国章英语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下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急需一些重磅书籍。时任外研社常务副院长的李鹏义多次恳求徐国章，希望他支持学校出版社在外研社出版《英语》。

后任外研社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李鹏义告诉记者，他学生时代从未听过徐国章的课学英语，但经常听他的课。徐国章有句名言：“不识万字，请勿来听我的讲座”。

1980年，国家通过了《大学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同年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写与审查委员会。徐国章担任英语组副主席、组长。当时，李鹏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作，并兼任编委会北方室秘书。

徐国章对李鹏益的要求犹豫不决，但表示愿意将他正在写的《徐国章英语新版》提交给外研社出版。新教材的编写周期太长。李鹏益建议“徐国章英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位哲学家，《英语》每章前面可以有一个“指南”，后面有一个“自学教程”，这样就和原来的版本有所不同。

徐国章亲自找商务印书馆洽谈。他说：“外语研究出版社是我任教的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了，别人都在养育女，我却想出版老年书。”商务印书馆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1992年，《徐国章》由外研社出版。当年，外研社利润增加数百万元，出版十年发行量达700万册，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1993年，徐国章耗时6年、多次修改的《徐国章英语新版》由外研社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虽然他之前编辑的《英语》是畅销书，但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教材自然要面向世界，注重传播文化信息。

他写的教程非常个人化。例如，在第二卷第二课“新加坡”中，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它的成立依赖于稳定、技术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每节课的背景知识解析都特别体现了徐国章广阔的视野。他指出，高层（high-rise）是20世纪60年代后流行的词语，原来的多层建筑、摩天大楼已不再常用； access（通道）是现代英语中的一个时髦词； Hope（希望成为）是近30年来英语中流行的术语。它以口语风格使用，“保守派作家拒绝使用它”。

《徐国章英语新版》第一、二册出版后英语基础口语，发行量超过20万套。 1993年下半年后英语基础口语，徐国章身体不适，销量不如《徐国章英语》，因此后两卷没有编撰出版。

“我投入了我的心和灵魂”

徐国章曾表示，“徐国章英语”的流行只能说明英语界的落后，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语言哲学。 1984年底，69岁的他辞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职务，成立外国语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同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我全身心投入）。徐国章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和书评，还有18篇带有浓重“徐印记”的“编者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徐国章在4月份的《编者按》中，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盛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是“惊人的”，可以“收到后果”。字。” ，即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必须反思、自强。

徐国章多次表示，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要衔接。中文系不应只注重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语系也不应只注重外国语言学派的论据而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他将自己的实践付诸实践，老老实实地讲授讲习班，以求掌握《说文解字》。他说他将挑战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发表研究论文《和他的语言哲学》和《从序言看许慎的语言哲学》之后，他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就是英语学术界）击败了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击败了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沈家轩告诉记者，很多人对《马诗文通》持不同意见，认为它顶多是对拉丁文语法的模仿。但徐国章仔细研究后认为，马氏文通不是模仿者，而是模仿者。他是一位伟大的原创创造者。 “文通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普遍语法。”沈家轩表示，这样令人震惊的话语或许让普通人难以接受，但确实指出了普通人忽视的“马事文通”的普遍语法概念。

《外语教学与研究》编委会一片混乱。 1992年底的一个晚上，徐国章把王克非叫到家里，谈完编辑杂志的事情后，突然对他说：“克非，我要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们的刊物。”王克非郑重地答应了。他的小腿残疾，1977年高考和随后的五次研究生考试均落榜。但徐国章看中了他的研究能力，不顾一切地收他为硕士、博士生。信守对徐国章的承诺，如今他已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作30余年，担任主编22年。

“一个老人，两个丈夫”

英语世界的人都知道，北京外国语大学曾经有“一老二少”。第一长老是徐国章；第二位公爵是王佐良、周觉良。他们三人同校，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 1936年秋，徐国章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李福宁同学很快就发现，徐国章的英语水平比其他同学要高。他能读懂歌德的德语散文原著。学了法语后，他能很快地阅读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还能用法语写读书笔记。四时，叶公超教授课外教，让学生《项羽史记》。他对徐国章的最为满意，认为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颇为相似。

50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生庄一川告诉记者，徐国章的发音是标准的牛津发音。他说的句子很长，而且喜欢一个接一个地使用复杂的句子。学生们知道他们无法模仿他阿卡索，只能深深地敬佩他。

徐国章常说，教他的学生不是“英语教学”，而是“英语教育”。就是用英语作为学习文化、了解世界、陶冶心灵的具。在吴冰眼里，徐国章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精通外语的中国文化人。

徐国章曾说过英语基础口语，读大书才能成大学。周留溪记得，徐国章对英语语法“大书”有过一句话评价：斯威特的书是开创性的，克鲁辛加和波茨玛的书是学霸式的，叶思博的书是开创性的。森是多才多艺的（准备充分），科姆是严肃的（严谨而简单），赞德沃特是优雅的（简洁流畅），夸克的著作是分类学的（例子出 {MOD}）。

徐国章说，要迎接知识的挑战，就必须读书。他的阅读习惯是从开始的。 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到上海老家英语基础口语，当时他正在苏州读。他无处可去，只能看书，开始读《莎士比亚戏剧》。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曾为《英语世界》杂志写过一篇文章“Yes, such Touching Scenes didenoist”（是的，这样的受启发的场景确实存在）。他在文中回忆了1937年秋至1938年春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时光。

他写道，南岳山上有白龙潭，潭背有大石壁，水从山上流下。隔池，山凹处，有房屋数十间，砖木结构，前有草丛，可容纳一两百人。这是文理学院上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