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个理论”与孟德尔-摩根遗传学

胡新民

谭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 1936年获加州理学院博士学位。1937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随后，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谭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作7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后来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第一个遗传学学院。 改革开放后，在遗传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生命科学学院。 晚年他上书中央，为推动我国遗传资源保护和人类基因组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9年，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谭家镇”。

“我们必须改善遗传学”

谭家桢回顾晚年的科研历程时，曾深情地说：“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中国的遗传学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都处于落后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遗传学英语，中国从苏联聘请了大量专家顾问遗传学英语，了许多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也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选派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学习。 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带来了照搬苏联教条主义的问题。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生物学方面遗传学英语，中国学术界以苏联李森科学派为主，对孟德尔（奥地利）—摩根（美国）学派的批评甚嚣尘上。 谭家桢因是摩根的弟子而未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学部委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顺便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区别： 孟德尔-摩根学派（本文中的“孟德尔遗传学”和“摩根学派”指的是同一学派）强调内部因素在遗传学中的决定性作用。遗传进化。 （现代“基因论”就是基于该学派的研究），而李森科学派则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李森科失去权力。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出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 他要求中宣部专门研究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苏联科学的教条态度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无论正确与否，都让他们自己说话，不要干涉。李森科，即使没有李森科学英语，我们也想不通。自然科学有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流派，甚至社会科学也有这个流派、那个流派，让他们谈论这件事。各种意见都可以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56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研讨会，各流派的学者在会上发言并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谭家桢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57年3月中央宣传作会议期间，青岛遗传学研讨会结束后不久。 “与我本人以及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相关，‘双百’政策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当时处于危险边缘、濒临死亡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根本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如履薄冰、面临深渊的中国基因产业在苏联“李森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双百”政策和青岛遗传学研讨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心，就像是对中国遗传学事业和我个人的大力支持，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事情。 青岛遗传学研讨会后，谭家桢带头在复旦大学生物系恢复了孟德尔-摩根遗传学课程，并担任主任。

谭家桢曾在不同场合会见毛泽东十多次。 其中四次是直接对话，一次是长谈。 这些谈话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谭家桢的研究，也为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958年1月6日在杭州的长谈中，给谭家桢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对他说的一句话：“有困难就一起解决，一定要提高基因！” 家珍事后感叹：“主席在百忙之中，不遗余力地抽出时间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的生活和作，谦虚有礼，热情平易近人，真是令人信服、又放心。”感人！谈话中他还幽默大胆，学识渊博，令人敬佩！伟大源于平凡。我想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绝对不是偶然的。”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谭家桢时，再次鼓励：“要大胆地追求遗传学！” 1961年底，复旦大学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国内高等院校。 它是中国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也是中国第一家以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遗传学原理（即孟德尔-摩根学派）为指导的遗传学研究所。 担任导演的谭家桢带领一群青壮年攀登遗传学巅峰。 到1966年，我国在医学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能与当时的国际水平并驾齐驱。

“文化大革命”期间，谭家桢遭到打击，妻子冤死。 1968年底，毛泽东点名并释放了谭家桢等8名教授。 毛泽东当时特意说：“谭家桢还可以研究他的遗传学！” 后来，毛泽东派参加国务院业务领导的王震两次联系谭家桢，鼓励他继续研究遗传学。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谭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方面在国内积极组织团队，加快与国际遗传学接轨的步伐； 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巨大的声誉出访了多个国家。 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 他还积极推荐许多国内人才出国留学。 这些人才完成学业后纷纷回国，在科研和教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声音越来越大。 其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这是遗传学经历近百年发展后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 年近90岁的谭家桢担任会议主席。 来自54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以“遗传学——造福人民”为主题，聚焦人类基因组研究。 英文单词“GENE”的中文是由谭家桢介绍并确定的。

敏锐关注国内外遗传界动态的谭家桢对当时国家开放时期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严重外流表示深切关注。 他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有关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批准。 在此基础上，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作得到应有重视，大踏步前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谭家桢在自传《生命的密码》中写道：“毛泽东去世后，我对他的思念越来越深，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思念从感情上升到了观念”。 “我也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个理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牢不可破的科学真理。 “两种理论”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不仅是谭家桢，就连谭家桢的同事们心里都有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为什么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这一学科情有独钟？ 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叶文虎教授是谭家桢的老朋友。 谭家桢晚年，经常到谭家桢的住处拜访，畅所欲言。 有一次，他问谭家桢这个他一直想问的问题：“毛泽东为何屡次采取行动拯救遗传学事业？您与毛多次会面，在您看来，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否定摩根的遗传学观点？”他的内心深处？”

谭先生回答道：“在我看来，他内心是敬佩摩根遗传学派的，尤其是对当时苏联李森科等人的唯心主义遗传学观点学英语，无限夸大了环境的作用”。并否认基因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叶文虎回忆道：“后来，中国优生优生协会委托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撰写中国优生学、优生学的发展史。我们在上海找回了一批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写《优生学》的优生作者”。虽然当时有些文章对遗传因素的描述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为了说明遗传因素是内部因素，环境因素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共同决定一个因素。他们选择的例子是：“鸡蛋只有通过温度的作用才能变成小鸡，但无论在温度下加多坚硬的石头，也不可能孵出小鸡。” 读完这篇文章，我欣喜若狂，立即去见谭家桢先生，我拿出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给谭先生看。 “矛盾”与1920年代一群优生学家所说的一模一样，可见毛泽东对学生的影响。他从那时起就读了遗传学家的书，因此，他不能接受环境决定论的观点。 谭先生说：“就是这样，我和他应该是志同道合的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由绪论和六章组成。 第一章是“宇宙的两种观点”。 从世界观的角度出发，阐释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并举例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纵观整篇文章的例子，只有鸡蛋的例子属于自然科学。 因此，谭家桢后来得出结论：“毛泽东的《矛盾论》与一百多年遗传学的发展历史是一致的”。

推动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承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党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 。 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利器”。

20世纪50年代，谭家桢（左）在作

哲学著作的科学性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在毛泽东推动孟德尔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毛泽东确实可以说是谭家桢的“学术好友”。 他们都先后受到达尔文理论的影响。 这是一个历史机遇。

1926年，谭家桢作为东吴三中的优秀学生，经学校推荐，免试考入苏州东吴大学。 此时，中国知识界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趣扩大到孟德尔遗传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 许多学者认为，孟德尔遗传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后达尔文时代新世纪的开始”。 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谭家桢，进入东吴大学后，经过一番思考，在通常基础较好的专业和生物专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年轻的毛泽东在长沙博览群书时，曾发誓要在“三十岁”之前基本掌握人类社会的“常识”，然后专攻“专门知识”。 在这段读书生涯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也许是知道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重视，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时，特地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套有关达尔文的文献，其中包括由英国前首相希思提供的第一版《人的起源与选择》。达尔文的后裔。 一张有达尔文签名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都非常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 恩格斯不仅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讲时留下了著名的结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也发现了有机自然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的法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读到4月2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奇（谭家桢的老师）的文章《从遗传学论百家之争》，评论道：“把这篇文章寄出去吧。”给乔木同志的遗传学英语，如果有用，请在《人民日报》转载，南京的一篇文章，上海的一篇文章还没有转载，请给我写信。 毛泽东以文章原标题《从遗传学论百家流派的贡献》为副标题，改写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了编者注： “这篇文章于4月2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我们将原标题改为副标题，并用肯定的标题代替了作者，表明我们同意这篇文章。” 5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附编。

毛泽东对谭家桢的鼓励和支持，使中国的孟德尔遗传学研究得以在不受众多干扰的情况下得以推进。 因此，我国孟德尔遗传学研究总体上可以与世界同步。 国外相关资料和文献在国内很多科研院所的图书馆或资料室都可以找到。 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中，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生动体现“两个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

2021年5月22日，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去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认可他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成就有很多因素。 华国锋在《袁隆平口述自传》序言中说：“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促使我关注这一重大科研课题”、“有必要获取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资料，广大群众，请有关城市和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 袁隆平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也回忆道：“我认为杂交水稻能取得今天的辉煌，华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 不过，就科研方向而言，正如专家所说：“袁隆平的研究继承了孟德尔的科学，应用了现代遗传学。”

1956年，初任湖南省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开始从事研究作。 他遵循李森科的理论三年，却一无所获。 1958年，他重新开始对西南农学院学习期间接触到的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研究。 1960年，他开始研究水稻。 1961年至1962年，他利用水稻研究中获得的数据验证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正确性。 1962年，袁隆平到北京请教中国农业科学院鲍文奎教授，鲍文奎教授1950年毕业于摩根创办的加州理学院生物系英语，获得博士学位。 包文奎不仅指出了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正确性和李森科理论的谬误，还帮助袁隆平阅读农科院图书馆的文献，了解国外研究的新进展。 这对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此，袁隆平更加坚定了信心，朝着这个正确的研究方向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鲍文奎对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研究和应用，在粮食增产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76年，他的研究成果（八倍体小黑麦）第一次现场会议在威宁召开。 1978年胡新民：毛主席的“两个理论”多次拯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这种高产小黑麦的种植面积在全国达到40万亩，鲍文奎同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鲍文奎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作的先河，解决了结实率、饱满度等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四倍体水稻、八倍体小黑麦等科研方面取得了突破。 不断进步，取得了突出成绩。 1978年，鲍文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连任第六届）。 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委员。

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袁隆平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高度认识。 他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很有启发。 当他遇到最难啃的骨头时，他反复咀嚼毛泽东《矛盾论》中阐述的一个道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外部，而在事物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 。” 于是，他据此思考：稻田里偶尔出现的优质自然杂交水稻，以及试验田中“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由于水稻内部的矛盾造成的。 经过不断探索，他确信经过长期自交纯化的水稻品种完全可以产生优势。 于是，他决定毫不动摇地大胆尝试。

袁隆平的作得到了当时负责湖南作的华国锋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1971年初华国锋调到中央后，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 后来，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合作，袁隆平在两年内就培育出了一批“狂野成功”的不育系。

2012年，袁隆平在与首都大学近6000名新入学研究生交流时，讲述了他如何用哲学指导水稻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将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他告诉同学，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当他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科学研究时，他就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 。 在杂交水稻实验过程中，他反复思考《矛盾论》中关于事物“内因”和“外因”的讨论，从而认为动植物的简单生长和数量发展主要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 。 的。 他还认为，任何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践和艰苦奋斗。 这是他的经历，也是他在学习《论修行》后体会到修行的真谛。

通过回顾毛泽东“两个理论”的历史，特别是《矛盾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的关系，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精华，并加以提炼。 。 将其升华到新的高度，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利器”。 很多从事具体作的人，虽然或多或少地用这件“利器”来指导自己的实际作，但不一定了解这件“利器”的锻造过程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如果袁隆平生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两个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关系的历史，也许会有更多的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名哲学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毛泽东“两个理论”的重要价值依然散发着璀璨的真理光芒。